自從George Floyd 的死亡造成全美各地的和平與不和平抗爭後，我看到一些我的朋友（各個種族）在自己的臉書上承認他們為黑人族群做的太少，許多人也將憤怒轉為行動。

這個週末在社區辦的遊行：刻意用 black lives matter 是為了強調種族歧視與黑人在美國社會所面臨的結構性司法不公，不代表其他生命不重要。Photo credit: Mountain View Voice

我尊敬美國的一點，是這個社會，有一群為數不少的人，不以自己的舒適生活為滿足。這些人，認為為弱勢發聲是一種「責任」。即便現在的社會制度，對他們來說是有利的，他們依舊鼓吹改變，不為別的，只因為不公平的制度就是需要改變。一個社會，有足夠的公民認為自己有責任為弱勢發聲，對我而言，就成就了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。自私的、貪婪的既得利益者，在任何國家都有，美國也不例外。但是，我看到更多的是這個國家強大的公民力量。

我想起以前在台灣所上的公民教育：雖然學了憲法、選舉制度，但是，公民責任，似乎還是離我有段距離。或許，是因為當時年紀小，理解的有限；也或許，當時台灣社會裡，仍然是少部分有權力的人決定了所有資源分配；公民責任，有名無實。台灣一九九一年終結了萬年國會，一九九六年舉行了第一次名選總統，逐漸往成熟民主之路邁進，這時候，我才開始對民主政治有所謂的「參與感」，公民意識，那時候也才算真正萌芽。

但是，真正讓我覺得公民責任像呼吸一樣，是「必須」得做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「選擇」，是來美國之後了。史丹佛商學院的左右銘是：change lives, change organizations, change the world （改變生命，改變組織，改變世界）。你與我，都有能力改變一個人的生命（與別人的一場對話，一次的付出），在公司或組織工作，也能成為 change agent （促進改變者）。當人改變、組織也改變，那麼，世界也會改變。不一定要當ＣＥＯ，不一定要成為首富，不一定要當創業家才能著手改變。對我而言，每天與孩子的相處也是一點一滴的為世界做些改變。

我，一直到離開校園後，甚至，一直到當了母親後，才慢慢發現，過去在學校耳濡目染的這一切，對我的影響有多大。開始學著教育孩子後，我才真正體會，我想要留給他們的，是這樣的價值觀。大富大貴與否，他們都要盡自己的力量讓世界變得更好，如果有一天上帝讓他們金錢無虞，那麼，他們必須知道這也代表他們應肩負更多責任、付出更多。世界的遊戲規則並不完美，也不會有任何政府可以將它變完美，美國歷史上所有的大改變，都是公民發起的。

謝謝看完這篇文章的你們，你無需認同我的觀點，但是，我希望你會選擇用你的方式，幫助身邊的弱勢團體，那怕是多了解他們的歷史，多開啟一場對話，更謹慎的投票，影響下一代參與公民事務，任何事，我們必須有所行動；因為，沒有任何行動的本身，就是繼續默認現今的遊戲規則，而我們都知道，這樣的遊戲規則在初級賽之前，就已經讓許多人直接出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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